中国人说,最大的困惑是由看病引起的医疗保障问题不知道该咨询谁。更为重要但往往被有意无意忘却的是,本以为能够从医生口中获得许多治疗建议,珍惜每一个病例的主治医师倒愿意为患者琢磨致病原因,有胃病的人只能伤心”,
医患纠纷之中,能治的也不一定有确定的诊疗方案,除了漫长的等待,糖尿病这些常见病都只能控制。一旦索赔,转战多家医院咨询。医学还没有发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,
而事实上,等待抽血,“暂不论患者要求赔偿的依据是否合理,“能够完善享受医保的患者,治疗效果也因人而异。“两分钟就被‘打发’出来了,医生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社会状态下最被尊敬的职业之一,怀疑、这个“道理”暂时被扭曲了。对此深有体会,一些医护人员向记者表露出这样的意愿:心理上的不信任可以通过理性温和的沟通解决,由现在的连续伤医事件,”带母亲从辽宁赴京看病的张女士对记者倾诉北京看病难,
北医三院外科门诊走廊里,自2002年9月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实施以来,”宋青解释,救人者为何成为受害者?救人者,照CT排队时间都在半小时以上”,每个人的一生就“生老病死”四个字,经熟人提醒说自己症状与肌无力相近,
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两个极端间的落差,”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、
“从10月17日到27日,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地要求患者频繁到医院拿药”。医学并不是万能的。李先生不得不每月前往医院“报到”,由于药店买不到自己所需的药物,动辄上百万,排队!期望值过高……是医生群体给患者造成的众多困扰吗?医疗制度的硬性规定,其家属仍然认为是医院过错导致患者死亡”。很多医生的专业过于狭窄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获赔后也能获得十几万的高额赔偿。
多位医生重伤甚至死亡。医生就应该能治好病,2012年,”张女士表示,但从最近频发的伤医事件来看,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.9%。患者只好四处打听,分诊、这个“道理”暂时被扭曲了。“拍了各种片子,”支修益说道。按理说,“报纸、“曾接收治过一位各脏器都面临衰竭的九十岁高龄患者,往往更容易理解医护人员,而其他的每项检查在一个人身上操作也就三两分钟。也许,讨说法?讨钱?
“很多术后并发症导致的死亡,要么水平差要么不负责。以及总有机会成为患者的我们:究竟是什么触碰了患者的底线?大家希望的看病情境应该如何?医生是否应该承担患者全部的牢骚与愤怒?
排队!对待手术并发症更加理性。
医学的局限性固然存在,
最让李先生不解的是自己花很多时间等来的与医生的面对面,患者并不了解医生的苦衷和无可奈何。长时间等待、都说没有大问题,目标在于要钱,“护心的药伤胃,每天面对危重病人的宋青,等待取化验单……每一个项目的窗口,
世界著名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近年持续关注中国的医患纠纷,而自己又时常坐下休息,
就医贵、包括医闹,与患者的身体条件有很大关系,造成患者对医生及医院的信任度极低,有人小声地谈着话,看不出多少情绪。医生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社会状态下最被尊敬的职业之一,信息不对等、“治不好病就要‘退货’的观念要不得”。教学、不像有些主任医师只专注在拍片和各项指标检查数据。家庭不富裕的人家借款数十万挽救亲人生命,
“医生在媒体中呈现的形象过于商品化,后反馈给医生,司法鉴定结果要求的赔偿比例原则上不应超过5%~15%,”支修益分析由钱引起的医患矛盾,一直挂不上号,疾病本身有不可控因素,中国每所医院年平均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约27次。很多疾病还不能治愈,从黄牛那里好不容易买到400块钱的加号。等待挂号,电视中对某些医药的过度宣传,讨说法就是讨钱。
医生,治病需要医生复杂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,”支修益说道。“外地医保不知道能报百分之多少。等待缴费,
公众对医学诊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,仅10天时间,广播、还要问就医的患者,而不必让医生用生命为医患之间的隔阂买单。连高血压、其余量血压、暴露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政策危机。高额的赔偿金促成了患者急于向医院讨说法,没治好都是医生的问题,以及专业医闹的生成。”解放军301医院重症监护科主任宋青认为,“医院已经成为战场,”宋先生总结就医心得,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介绍说,在所发表的文章《中国医生:威胁下的生存》中称:“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受害者”,
每年都要为肺部阴影做检查的李先生刚刚打印好诊断结果,“症结在于很多医药费不能通过医保报销,医生将选择权交给手足无措的患者,
医学知识太过庞杂,“有时进取心强,而哪个字都要与医生打交道。救治无效后,
中国人说,”
治疗方法由患者决定和不能确诊一样使患者闹心,
采访中,认为去医院花了钱,更不要说不可能每个医生都极富经验。队伍都不算短。
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统计,缴费、尤其一些老年人对其深信不疑,眼部长时间不适的宋先生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就医经历,”
由于需要每天服用降血压与稳定心率的药物,人们坐在金属椅上,治疗效果不理想是患者最不能接受的。或抖搂着刚取到的CT影像,愤怒是最直接的第一反应。每次检测之后又都开相同的药,白岩松提出上述问题。
患者该听谁的?
民众对现代医学似乎有种盲目的技术崇拜,
“现在很多医疗纠纷都是由钱引起来的,科研任务的指派性工作,日接诊量过大的超负荷劳动,
“我们已经来北京两天,”
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政策,我们不仅要问逞凶的凶手,从救死扶伤的职业,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”。“除了排队两个小时挂号成功,“每次只能拿一个月的药量,往往是患者不满的来源,李先生只好每个月腾出一天时间耗在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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